1975年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 |1975 |【1975年68月初八】

1975年(民國64年):總統 蔣中正逝世,副總統嚴家淦繼任(4月9日)。

1977年(民國66年):桃園縣長選舉發生舞弊,引發中壢事件(11月19日)。

1978年(民國67年):中山高速公路(當時稱為南北高速公路)全線通車(10月31日)。

1975年(民國64年):總統 蔣中正逝世,副總統嚴家淦繼任(4月9日)。

1977年(民國66年):桃園縣長選舉發生舞弊,引發中壢事件(11月19日)。

1978年(民國67年):中山高速公路(當時稱為南北高速公路)全線通車(10月31日)。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稱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場全國性政治運動,於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間發生中國大陸境內[3][4][5][6][7]。

文革是毛澤東代表左派發動和領導一系列政治運動之一,認為其正式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出台《五一六通知》[3][8][9][註 1]。

文革普遍認為長達十年[註 2],新中國社會產生了而影響,並受到鄧小人及其後政府全面否定[3][14][15][16],故後世負面評價十年內亂[17]、十年動亂[18][19][20]、十年浩劫[21][22][23][24]。

文革前,三面紅旗運動挫敗導致數千萬人三年饑荒中死亡[25],作為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退居二線[26][27][28]。

中國官方認為,毛澤東防止資本主義復闢,消除黨和政府中修正主義以及腐敗、特權現象而發動文革[4][17][29][30];有學者認為,毛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協助下發動文革,“反蘇修、反美帝”口號,革命名義批判劉少奇、鄧小平代表“走資派”[3][31],嘗試重回黨核心[1][2][32][33]。

文革此後一兩年內達到高潮,衞兵中國陸進行全方位階級鬥爭[34],自1967年1月一月風暴後,全國造反派大規模奪權、建立革委會以取代黨政機關,公檢法體系摧毀,大規模武鬥導致全面內戰[35],毛澤東個人崇拜達到頂峯[36][37]。

而上山下鄉運動泛化,衞兵運動基本壓制,工人造反派開始領導文革[38][39];此後,“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政治運動席捲國[40][41][42][43]。

中共右派及温和派人物權力多遭剝奪,民間五類及子女則遭到迫害,而政極左派爭權內鬥、導致接班人林彪九一三事件中死亡,黨內四人幫勢力擴大[4]。

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訂了憲法,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職務廢除,平息了之前爭議,“毛澤東思想”以及文革四大繼續文革內容寫入《七五憲法》[44][45]。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人於北京懷仁堂發動政變“粉碎四人幫”,持續十年文革結束[4][46][註 3]。

學者研究估計,十年文革導致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200萬到2000萬[50][51][52][53][54]。

從北京“紅八月”起,諸多地區發生了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屠殺(及大規模人吃人事件)、內蒙古內人黨事件、廣東文革屠殺、雲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55][56][57][58][59],發生了二十世紀世界人技術災難“河南‘75·8’水庫潰壩”[60][61]。

文革期間武鬥以及官方鼓勵批鬥、抄家及告密等行,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62]、整體經濟受重影響(文革結束1976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63]、受迫害人數千萬計[50][64],有大量文物蹟“破四舊”中遭衞兵破[65][66][67]。

眾多中共中央領導人視為走資派而遭迫害,如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彭德懷及賀龍、政治局常委陶鑄人迫害致死[68][69][70][71],鄧小平、陳雲人下放,習仲勳、薄一波人打倒監禁,半文盲農民陳永貴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72][73][74]。

此外,中國科研教育受到衝擊,知識分子成為首要打倒對象之一,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受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75][76][77][78]。

“兩彈一星元勳”中,姚桐斌毒打致死[79]、趙九章受迫害自殺身亡[80],其他知識分子如老舍、梁思成、傅雷、熊十力、田漢、翦伯贊、吳晗受迫害身亡,錢學森少部分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1966年列出《一份應予保護幹部名單》而受到保護[81][82]。

與此同時,文革期間高考停止,上千萬知識青年進行了上山下鄉運動[38][83]。

文革結束後,串政治鬥爭,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鄧小平核心第二代領導集體,進行撥亂、平反冤假錯案,啓動改革開放,並修訂了《八二憲法》,而文革期間掌權左派下台後多[84][85][86][87][88]。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並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公開全盤否定文革,並其確立「領導者錯誤發動、反革命集團利用,黨、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內,造成全面而危害」[89][16]。

2016年文革五十週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強調要全面否定文革[90]。

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中保持了地全面否定文革措辭[91]。

直到現在,文化大革命部分問題和毛澤東評價世界各地仍具有爭議。

部分觀點批評中共徹底清算文革,使得文革各種影響殘留[92][93][94]。

與此同時,中國現代毛派和左派人士認為,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後人地妖魔化,而文革本身是正確無產階級革命但遭到了以“走資派”首修正主義者抵抗和誣衊[95];自由派人士認為,毛澤東應該文革後果負主要責任,並呼籲進行進一步政治體制改革[96][97][98][99][100]。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人斯大林模式作為中國國家建設藍本[101][102]。

1953年1956年,中國共產黨人滿懷信心斯大林模式藍本進行中國全面社會主義改造時,赫魯曉夫領導下蘇開始全盤否定斯大林,國際和去斯大林化呼聲迭起,中國受到蘇聯及美國全面國際孤立。

毛澤東反右、階級鬥爭擴大化、防修反修捍衞斯大林模式[101]。

自由派觀點認為,毛澤東經濟政策大躍進中遭到失敗,結果是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後大權旁落,他不甘權力架空、恐懼死後像斯大林那樣否定,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奪權[1][2][33][103]。

左派觀點認為,中共通過五年計劃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於經濟建設工作中照搬蘇聯經驗,體制上存在等級工資制幹部特權問題,故毛澤東希望通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與“反右運動”自上而下改良來削弱行政官僚攝取工業化紅利[104]。

政治體制自身改革失敗,中國官方觀點認為,毛澤東決定發動體制外民眾力量推動“文化大革命”來抗官僚主義[29][30][105]。

有觀點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培育“新人”而發起,德國中國問題專家奧斯卡·威格爾(Oskar Weggel)認為“新人”應當是那些“無統治社會中關心集體、無私奉獻人,人類歷來的烏託邦幻想中有這樣人”[106]。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後,防修反修成了毛澤東關注焦點。

1956-57年,毛澤東人發起了“百花運動”、“反右運動”,自此中國大陸進入了中國共產黨實質性一黨專政時代,民主制度遭到破壞,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禍[107][108][109][110]。

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南京講到“所以,現在是處這麼一個變革時期:階級鬥爭到自然界作鬥爭,革命到建設,由過去反帝反封建革命和後頭社會主義革命到技術革命,到文化革命。

”“這個,我們進行一個文化革命。

現在,有一些人認識這麼一種變化。

” [111][112]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所召開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不僅揭開了批評反冒進序幕,揭開了農業“大躍進”序幕。

會上,毛澤東“反冒進”進行了公開批評。

毛澤東認為,“黨內一些高層領導人之所以敢於他提異議、他冒進思想,因為反個人崇拜而損害了他個人權威。

”[113]1958年3月,毛澤東成都會議上説:“有些人反個人崇拜。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崇拜,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東西,我們崇拜,崇拜,崇拜不行。

真理他們手裏,什麼崇拜呢?……另一種是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這。

個人崇拜目的有兩種,一種是崇拜,一種是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問題於個人崇拜,而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崇拜,不是真理集體領導不成。

……有人反列寧,説列寧裁。

列寧回答很乾脆: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

”[113]醖釀和發動“大躍進”過程中,毛澤東反覆批評“右傾保守”,強調要破除迷信,要學習蘇聯問題上教條主義和盲目性[114]。

1957年底,“大躍進”口號正式公開提出[115];1958年,“人民公社”全國範圍內推廣[116]。

毛澤東得出趕超英國“只需要兩到三年,兩年是可能”(1958年6月22日)、“糧食多了可以搞供制,吃飯不要錢”(1958年8月)、鋼產量“索性翻一番,那麼拖拖拉拉幹什麼”(1958年8月)冒進結論[114]。

1958年11月初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毛澤東承認犯了“冒失”錯誤,開始糾“左”,他表示:從前別人反我冒進,現在我反人家冒進[114]。

隨後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反動本質》文章,矛頭準“反毛澤東路線”彭真、吳晗人。

”[117]而當年實際糧食產量3400億斤[118]。

中共中央和毛雖然看到一些問題,但問題程度估計[119]:32,當月武昌會議上,生產指標壓縮,1959年鋼產量計劃3000萬噸降至2000萬噸[120],然而1959年鋼產量1387萬噸[121][122]。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廬山召開,通過了《保衞黨總路線、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決議》和《關於彭德懷同志首反黨集團錯誤決議》[123]。

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1958年躍進中出現“左”錯誤,但後變成了反“右”。

起因是7月14日, 國防部彭德懷寫了一封“是寫主席自己作參考信”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要阻止斯大林晚年危險”[124]。

彭德懷批評意見一年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破裂。

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多人表示贊同。

7月23日,沒有明確表示意見毛澤東全體會上發表長篇講話,認為信件表現了“資產階級動搖性”,是黨進攻。

毛澤東怒責彭德懷:“你是反中央”。

7月12日張聞天同住旁邊彭德懷説“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斯大林晚年一樣”,這成為了彭、張談話一個把柄。

胡喬木説,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門説斯大林錯誤方面,這是原則問題,這是毛主席和黨中央侮辱和污衊;胡喬木引述恩格斯《論權威》中相關文字,説黨需要領導者個人威信,是黨和人民寶貴財富,保衞,決不能破壞。

這顯然是指要維護毛澤東權威而言[125]。

廬山會議峯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思想。

會議結束後,彭德懷罷官,宣佈彭張周“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幹部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各地黨地方委員會後召開常委會、黨委書記會、黨支部書記會和工業戰線上黨員廠長、支部書記會,傳達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同志首反黨集團錯誤決議》和《保衞黨總路線、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決議》兩個文件,採用大放大鳴大字報方式,揭發、批判右傾問題。

參加“反右傾”鬥爭黨員,領導開始,個個作自我檢查,搞人人過關,“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提出看法,作為右傾情緒加以批判[126]。

“反右傾”鬥爭經濟上打斷了糾“左”積極進程,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許多指出、有待糾正錯誤發展起來。

反右傾,鼓口號下,掀起大躍進高潮[127]。

1959年開始,中國大陸進入了官方稱為“三年災害”或“三年經濟困難”時期[128]。

該時期,糧食產量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饑荒之中,中國經濟遭遇困難。

官方表示,這期間有許多人“非正常死亡”,據各方估計有1500萬-5500萬人死於饑荒[25][129][130]。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指示信》,要求堅決糾正農村人民公社“共產”風、浮誇風,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家庭副業[131]。

公社開始退還社員自留地、糧食、房屋、農具、傢俱、生豬、家禽。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召開,公報稱“1960年,中國大陸人民繼續舉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1958年和1959年躍進基礎上,取得了國民經濟繼續躍進勝利”[132]。

克服經濟困難,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開始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但於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並沒有得到切實貫徹,整個經濟狀況。

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

於毛澤東態度,會議報告經驗總結,只能在堅持“三面紅旗”前提下進行。

1961年11月5日,劉少奇宣佈陳伯達牽頭,胡繩和吳冷西參加,擔負報告起草工作。

劉少奇反覆強調要科學分析當前經濟困難原因,主要不是天災,不是赫魯曉夫撕毀全部協議和,而是我們工作中錯誤[133]。

1962年1月,擴大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北京舉行。

中央決定這次擴大會議參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地)、縣、廠礦負責幹部及解放軍一些負責幹部,共7078人,稱“七千人大會”。

會上,國家主席劉少奇三年饑荒成因,公開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説法[135]。

1月18日,彭真發言時稱“我們錯誤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包括主席、奇和中央常委同志?”彭真接着説:“毛主席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峯,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是東海水,拉走幾車,有那麼多。

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提意見,檢討錯誤。

一檢討垮台。

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錯誤檢討,我們黨留下影響。

省市要不要責任擔起來?擔起來下面沒有處,得不到教訓。

各有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136] 而1月19日會議一開始,陳伯達搶着發言,稱彭真關於毛主席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七八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工作?
後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中央領導這次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毛澤東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他説:“第一個負責應當是我。

”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脱離羣眾錯誤。

毛澤東提到了國家變修的可能性,他説:“我們國家如果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變成修正主義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會轉化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法西斯專政。

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問題。

”毛澤東講道:“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

”“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

這種階級鬥爭是、複雜,有時是。

我們專政工具不能削弱,應當加強。

”“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

沒有民主,有羣眾發動起來,有羣眾監督,可能反動分子和分子實行專政,可能他們進行改造。

他們會繼續搗亂,有復闢可能。

”[註 4]
劉少奇報告表示,這幾年來工作中缺點和錯誤“要負責是中央”,“包括中央各部門和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門”;“其次要負責是省一級領導機關”。

1月27日劉少奇大會解説出現濟困原因時,提出“如果説這些地方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是不能説服人。

我到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説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你承認,人家不服。

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説缺點和錯誤是主要,成績不是主要。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整理他口頭報告時,情緒激動地説:“‘大躍進’錯誤,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

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

總結一次,修改一次,搞它10年,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接受經驗教訓,再犯’大躍進’錯誤。

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是要下‘罪己詔’。

我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138]1月29日下午時任國防部林彪於大會上發言指出:“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思想,一種是‘左’思想,一種是‘右’思想。

當時和事後證明,毛主席思想總是正確。


七千人大會後,2月21日23日,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人稱作“西樓會議”。

會上陳雲做了《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若干辦法》報告。

劉少奇提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願揭,怕説漆黑一團!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説漆黑一團,可以讓人,可以激發人們困難作鬥爭勇氣!”會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國民經濟進行堅決全面調整:大力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縮短工業戰線,實行關、停、並、轉;進一步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加強農村基層領導力量。

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國共精簡職工約2000萬、城鎮人口2600萬。

[139]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中共和國家問題進行決策和處理;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黨、政、軍工作進行決策和處理。

毛澤東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26],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內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一些政策,部分恢復躍進以前體制,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

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現了有關包產到户和分田幹做法。

毛澤東批評分田到户、包產到户主張,是社會主義喪失信心表現,是刮“單幹風”。

1962年7月,毛澤東劉奇説:“三面紅旗否了,地分了,你頂住?我死了後怎麼辦!”[140]1962年9月24日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北京正式召開。

毛澤東主持了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彭德懷、習仲勳、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五人參加全會。

毛澤東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問題講話,斷言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存在和企圖復闢,並成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根源。

毛澤東説,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鬥爭。

會議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矛盾講話,批判了所謂“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

劉少奇中央領導人1960年以來中國大陸出現經濟困難形勢作出估計,説成是隻講“黑暗”、講“光明”“黑暗風”,是右傾機會主義;有些地區主義而採取包產到户生產責任制和鄧子恢支持這種責任制意見,視為刮“單幹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彭德懷為了澄清1959年廬山會議上強加於他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黨組織原則,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寫信申訴和為受錯誤處分幹部平反,視為“翻案風”、“平反風”,是1959年反右傾“一風吹”。

會上,康生提出,李建彤寫歷史説《劉志丹》有政治問題,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人説《劉志丹》提出見,是利用説反黨,高崗“翻案”,是個“反黨集團”。

[141]全會接受了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和矛盾基本觀點,並它寫進八屆十中全會公報。

公報指出:
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

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鬥爭。

推翻反動統治階級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闢。

同時,社會上存在着資產階級影響和社會習慣勢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產者發資本主義傾向,因此,人民中,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人,他們人數多,佔人口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

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闡明瞭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時起時伏,有時是。

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

外國帝國主義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社會根源。

外國階級敵人進行鬥爭同時,我們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思想傾向。

[142]中蘇論戰期間[143],1963年9月6日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發表九篇蘇聯共產黨公開信評論,認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權力,蘇聯“正面臨着空前資本主義復闢危”。

並第九評中總結了十五條反資本主義復闢理論和政策,其中第二條説:“單有經濟戰線上(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革命,是,並且是鞏固,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徹底社會主義革命。


1963年,歐美共產黨爭論激化同時,國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稱“四清運動”,口號是政治、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到了第二年,林彪號召軍隊學習《毛澤東語錄》,「突出政治」。

四清運動視為文革預演[68]。

1964年7月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了文藝界,提出徹底整頓文化部,讓文化部、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

並決定成立一個領導小組負責這一工作。

毛澤東提名了三個人:一、彭真、周揚,接着點名增加康生和吳冷西。

此即“五人小組”(後來稱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144]1965年11月10日,毛澤東指示及其夫人江青人策劃下,姚文元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1960年發表歷史劇《海瑞罷官》。

《評》文認為劇中“退田”情節是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反映。

[145]毛澤東當年12月談話時説,“姚文元文章,點了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但是沒有打中要害。

要害問題是罷官。

嘉靖皇帝罷了海瑞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官,彭德懷是‘海瑞’。

”以誅心之論指責吳晗寫《海瑞罷官》是彭德懷鳴不平。

[145]姚文元文章一出,引起震動,全國報紙、雜誌紛紛轉載。

吳晗領導,擔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北京市長彭真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海瑞罷官》批判侷限於學術範圍。

[145]同時,江青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宣稱文藝界“一條毛澤東思想對立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了我們政”,《座談會紀要》(二月紀要)毛澤東三次修改後下發,毛原題《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前加上了“林彪同志委託”。

[146]批《海瑞罷官》同時,掌握軍內外職務(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批反林彪、“突出政治”,遭解除一切職務。

而掌控另一職位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姚文元文章發表當日改任廣東省書記處書記,隔離審查。

[147]1966年4月舉行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指示。

會議決定: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二月提綱”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會議期間,陳伯達人起草了《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通知》。

[148]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

九大會議林彪作政治報告。

毛澤東認為蘇聯黨和國家領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149],此毛澤東提出所謂“四個存在”理論[150],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歷史階段,這個歷史階段中,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闢危性,存在着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威脅。

”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151]。

1966年5月5日,毛澤東會見外賓時説道:“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可能起來。

”“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有一口氣時候,這些資產階級復闢。

”[152]:583中共官方認為,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153]:
1966年5月4日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

7日,毛澤東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信中描述了理想社會藍圖,許多地方躍進內容相似,其中所含“社會大治”設想,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所要追求目標之一[155]。

5月16日,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大會通過,標誌着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新華社表述:
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彭真、一領導“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二月提綱》廢除。

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一、羅瑞卿、楊尚昆職務,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案爆發。

[157]負責北京市、中共文化宣傳、解放軍、中央文書職務四人撤職,其下大批黨員幹部受到牽連,而林彪、康生人開始獲得實權。

這次擴大會議往往視為文革正式開始標誌。

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文件,只有達到17級以上黨員幹部才能接觸。

於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案通告是機密文件,並公開。

[158]:41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會上發表長篇談話,談到古今中外政變實例,稱中央內部有人要政變,“毛主席最近幾個月,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

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

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找人談這個問題。

調兵遣,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

軍隊和公安系統作了佈置。

毛主席這幾個月做這個文章。

……毛主席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

”“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我們不注意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

”[159]林彪開始倡導個人崇拜,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話是我們行動準,誰反他,全黨誅,全國誅。

”[160]同日,《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自殺,康生接管改組這一共產黨喉舌。

當年開始,教育部、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教育戰線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請示報告》。

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説,違背了黨教育方針。

要求中小學停開歷史課,合併政治語文課,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161]。

與此同時於中下層並瞭解高層發生人事變動原因和內情,康生決定採取手段“發動羣眾”。

康生派遣自己妻子曹軼歐赴北京大學調查工作,並專門會面了延安結識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

[158]:555月25日,聶元梓七人北京大學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文化革命中幹些什麼?》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

此時身杭州毛澤東舉讚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寫了批語:“此文可以新華社全文廣播,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

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

”於毛澤東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於當晚八時,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內容。

,《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謂資產階級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同時發表有聶元梓六人撰寫《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所有資產階級權威、學者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這個小組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實際指揮機構。

5月31日毛澤東批准,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掌握報紙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外新聞”。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羣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傳部改組,陶鑄任部長,陳伯達任顧問(掛副部長名義)。

當時,原中央宣傳部同前改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稱為“三”。

[162]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衞兵組織,一羣學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生命和血保衞毛主席、保衞黨中央。

1966年8月《人民日報》轉載清華大學附屬中學衞兵大字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打碎舊世界,創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宣揚《衞兵革命造反精神得》、《北京城裏盡輝》[163]。

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領導,使得很多學校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

北京大學[164]、南京大學[165][166]和上海音樂學院[167]高校校長公開批判。

這種局勢之下,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劉少奇六月初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並擬定了保持有領導有秩序地開展運動“八條規定”(包括不應影響工作學習、不得打人),力圖運動置於各級黨組織掌控之下[168]。

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指示,將“八條規定”口頭傳達下去。

這時毛澤東杭州,於劉少奇他請示彙報,沒有明確回覆。

6月6日《解放軍報》刊登了《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關於文化大革命宣傳教育要點》,其中提到“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制度,消滅工農、城鄉、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

”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乘專機到杭州毛澤東彙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拒絕,委託劉奇機處理運動問題,但是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組想法。

[158]:65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有問題”下屬機構進行接管傳統辦法,以前“四清”運動中,劉鄧沿用,派大量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澤東,後來認為是“形‘左’而實右”。

現在他們傳統黨領導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

劉、鄧派到基層工作組進駐後,組織開展學校領導、教師批判,同時做法開始“劃左、中、右三派”,結果引起學生,引發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

統計,24所高等院校,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169]。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談話中説:「我們是七十歲以上人了,總有一天馬克思請去。

接班人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

要準備,來得及。

總之,是一分二,不要看現是喊“萬歲”。

他説:我勸你,你們人不是都忠誠於你。

可能是大多數,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頭上叫你“萬歲”,實際上是希望你。

他叫你“萬歲”時,要注意,要分析,捧你靠不住,這是規律。

一個黨分裂?沒有那回事。

」[171]一切事物是一分二,立統一。

事物總是有兩個。

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沒有,不符合實際。

全世界黨分裂嘛。

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他們死後成為資產階級黨。

這條不注意,要吃虧[172]。

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1966—1967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請示報告》,其中指出,不論或初中要學習毛主席著作。

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173]。

7月18日,毛澤東暢遊長江後,終於武漢回到北京。

當天聽取了江青人關於工作組的彙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材料。

19—23日,文革情況彙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決定。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

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決定[174]。

28日,毛澤東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專學校工作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適用於中等學校”,並於29日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眾宣佈這一決定。

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應該怎麼搞,他曉得;鄧小平發言承認,革命碰到問題。

日衞兵寫信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

會上,毛澤東支持衞兵,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這個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資產階級方面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有”。

會議8月5日結束,但當日,毛澤東鉛筆一張報紙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延長,內容轉向劉少奇和鄧小平批判。

8月7日,毛澤東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當日會議印發。

文中説:“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某些領導同志……站反動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轟轟烈烈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何其毒也!”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實際矛頭直指過去50天內執政劉少奇。

毛澤東同時之前缺席了一週會議林彪召回北京,林彪於8月8日劉少奇發表了言辭批判,並其5月18日關於彭陸羅楊人“錯誤”言論,一起印發大會。

[158]:92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定》(後來簡稱《十六條》)。

“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定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

“十六條”裡説這次運動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羣眾”“讓羣眾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鬥,不用武鬥”規定。

第十條“教學改革”提出:各類學校中,徹底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教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生產勞動結合”方針,使受教育者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勞動者。

中共中央發佈《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指示(草案)》。

其中第九條規定: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直到明年暑假。

[175]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11人政治局常委。

其中常委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

林彪則第一次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此後唯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身分出現,成為毛澤東形式上接班人,而資歷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副主席身分提及。

會議正式確認了政治局擴大會議5月於彭真、羅瑞卿、一、楊尚昆四人撤職決定,層劉少奇、鄧小人點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指責劉少奇、鄧小平“壓制羣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錯誤路線”。

鄧小平是批判對象,出席了會議。

他檢討時直言不諱:“毛主席一張大字報,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司令部。

”這次會上,林彪拖着慣有長音煞有介事地説:“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

”[31]中共高層權力大規模調整同時,5月底出現衞兵於此時規模壯。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廢除高考制度[176]。

從此中國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招生,而在校中小學生失去了繼續學。

於得到毛澤東“造反有理”支持,之前各級政府黨委試圖控制局面措施反而可能視為鎮壓革命,於是於衞兵管制全面撤銷。

有大量“革命師生”從各地前往北京、上海大城市“革命”,8月十一中全會期間,北京市有數萬名外來學生,大學校園內住下了7,000人[158]:107。

8月12日,文革小組提議勸導學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是毛澤東不同意,反而決定鼓勵衞兵運動,並安排接見京衞兵。

8月18日,北京“紅八月”期間,毛澤東、林彪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全國各地衞兵,此後11月期間,毛澤東接見了超過1100萬衞兵,並且衞兵代表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衞兵活動有力表示。

毛批准下,8月21日發佈《總參謀部、總政治部關於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8月22日發佈《中共中央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明確命令軍警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致使治安惡化[177]。

“紅八月”期間,據官方統計北京發生1,700多起死亡案,市郊大興縣發生屠殺事件,三天之內包括活埋手段殺死了325人[158]:128-130。

全國進入狀態,衞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説辯論,對各地事物進行改名活動,“破四舊”名義衝擊寺院、廟宇、教堂,砸毀文物,破蹟,焚燒書籍、字畫。

同時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個人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者、知識分子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侮辱,被害或自殺。

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浪潮[178][179]。

這間受到波及人不計其數。

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傳教士公開批鬥,學生眾毆打、侮辱教師,有教師遭到糞淋頭不人道虐待。

延伸閱讀…

1975 年民國

年歲對照表

有人因為有親戚國外,衞兵有“海外關係”罪名批鬥抄家。

8月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衞兵或稱衞兵人員抄家,衞兵一個多月內獲得了十萬三千兩(5.7噸)黃金、三十四萬五千二百兩銀、五千五百餘萬人民幣現金,以及六十一萬餘件古玩玉器。

上海,8月23日9月8日期間有84,222户家庭抄家,其中1,231户教師或知識分子,衞兵獲得了大量金銀珠寶外,獲得了三百三十四萬元美金、價值三百三十萬萬元人民幣其它外幣、二百四十萬萬民國銀元,以及三億七千萬元人民幣現金或證。

1966年10月黨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之前國衞兵金獲得了一百一十萬餘兩(65噸),並這稱為充公“剝削階級”不義財。

[158]:117
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開始大串聯達到高潮。

大串期間大量人口無序流動,引發了1966-1967年中國流腦大流行,超300萬人感染、16萬餘人死亡[180]。

1966年10月期近三週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代表,並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全國印發,這成為文革中知名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是政治局常委,正式撤職。

11月8日,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聶元梓,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大字報。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5,000餘人北京城區“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和一些羣眾,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罪行”。

“中央文革”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資產階級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司令”、“打倒劉、鄧”大字報[181]。

江青指示下,六年前“打倒”彭德懷押送回北京,與彭真、羅瑞卿一起接受批鬥。

[182]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造反派劉少奇住處院牆上張貼“打倒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大標語。

3日晚,戚本禹人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

6號,清華大學造反派謊稱劉少奇女兒車禍致殘,將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扣押並批鬥(後周恩來幹預下釋放)。

[183]1967年3月上旬,陳伯達、康生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指示,開始批判《論共產黨員修養》。

5月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發表了長篇批判文章《〈修養〉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

5月11日專門發出中共中央通知,説這篇文章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毛澤東批准的,“希望各單位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大批判運動。

”[184]1966年11月後,教師和學生主衞兵運動開始工廠和農村擴張,上海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年三十出頭工廠職工王洪文領導,取代了各種衞兵組織。

1967年1月3日,張春橋姚文元從北京趕赴上海,支持王洪文工人運動首腦奪取了上海黨政大權,陳丕顯、曹荻秋原上海市委領導批鬥。

這次事件稱為“一月風暴”,成為全國“奪權”行動開始。

1月8日,毛澤東此表示讚譽,《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上海“賀電”。

11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名義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

《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奪權,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奪權。

”全國多個省區市領導機構“革命羣眾”奪權,奪權後成立革命委員會往往無法履行原有政府機關職能,導致中央和全國各地政府機關陷入癱瘓。

同時於沒有原則和規則,奪權形式內容是有,比如北京市內三股革命羣眾後奪權,黑龍江奪權後成立革命委員會主任後奪權前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而中央某部委康生寫信申請批准奪權。

[158]:170-172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規定“攻擊誣衊偉領袖毛主席和他戰友林彪同志,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1月23日,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羣眾決定》,強調軍隊要支持左派羣眾,以前軍隊介入地方文革指示作廢[185]:429-430。

3月19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決定》。

《決定》要求: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要視情況抽調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人員,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工作,即“三支兩軍”。

但是,1967年初局面下,軍隊難以區分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

此外軍隊大多數造反派抱好感,反而與保守派許多問題上有鳴[185]:431。

例如青海支左初期即發生了軍區部隊屠殺“造反派”二二三事件。

但4月6日《軍委十條》出台和中央批評之下,福建、四川、甘肅、廣東、湖南、江西、河南、吉林地軍隊支左負責人後作檢討,中央指示支持“造反派”羣眾組織奪權,形勢完全逆轉。

同時軍隊代表作為“三結合”主要力量,加入了奪權後成立革命委員會。

軍隊支持下,到1968年,全國由下而上地全面實現了奪權[186]。

統計[187],現役軍人擔任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共20名,佔總數69%,擔任縣以上各級革委會主任80%以上:例如北京市佔78%,廣東省佔81%,遼寧省佔84%,雲南省佔97%,湖北省佔98%,軍隊幹部事實上掌握了各地領導權。

與此同時,中央,陳伯達、江青開始鬥爭對象轉移到當時中央第四號人物、主要協助周恩來維持社會和生產秩序陶鑄。

此後雖然毛澤東於陳伯達、江青文革小組同僚行為提出指責,並且要求他們小組內自我批評,但是插手陶鑄“打倒”。

[158]:189
不過毛澤東於陳、江批評是這些文革開始後權力日活躍人物第一次受挫,促使一些不滿其做法中共元老做出了聯手抗爭。

2月11日和2月16日,周恩來主持兩次中央碰頭會議上,陳毅、葉劍英、譚震林七位國家和軍隊層領導當時局勢感到,發表造反運動談話,張春橋人當場發生爭論。

此後張春橋召集姚文元、王力,請病假江青會面,隨後於當晚即會面毛澤東,彙報了這些元帥副總理發言。

毛澤東認為這是上文化大革命,而這次事件張春橋稱為“二月逆流”。

[158]:195-196此後雖然這些領導人並正式停職,但實際上國務院、政治局少了他們後無法繼續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取代了政治局地位。

到該年5月,劉少奇、鄧小平批判完全公開化。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風潮蔓延南面受英國統治香港,爆發六七暴動,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188]。

1967年7月8日上午,300名廣東民兵非法越境,中約100名民兵與香港警察爆發槍戰,造成香港方面5死12傷[189];中國方面1死8傷[190],中英雙方抗議[191][190]。

暴動直至同年12月告結束。

與此同時,各個衞兵組織間矛盾日益。

3月份,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

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

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搞兵變”。

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衞”口號,支持左派,有些衞兵開始搶軍隊權。

8月7日,謝富治明確提出“砸爛公檢法”主張,獲得毛澤東支持[192]。

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支事件發生,武鬥羣體毆升級槍炮打,全國進入內戰狀態。

重慶大武鬥中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軍艦、重型登陸艇重裝武器。

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表《九五命令》,規定不準搶奪解放軍武器裝備,解放軍搶奪行有權衞反擊。

大規模武鬥持續到1968年8月份平息下來。

1967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知(草案)》。

其中規定:春節後各地小學開學;外地串連小學教師和學生應當返回本校;五、六年級和1966年畢業學生,結合文化大革命,學習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級學生學習毛主席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學習一些算術和科學常識[193][194]。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自首叛變材料批示》和附件,1936年8月1937年3月薄一波組織決定後出獄錯定“自首叛變”。

從此掀起“抓叛徒”風(這件錯案於1978年12月16日宣佈徹底平反)。

林彪、江青誣稱有一條所謂“劉少奇叛徒集團組織路線”,由此製造了“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東北叛徒集團”、“南方叛徒集團”冤案。

4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戳穿〈修養〉再版惡毒用心》[195]:
一九六二年,國際國內兩條路線鬥爭。

《修養》作者、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是“‘左’傾機會主義”嗎?!他是打着“‘左’傾機會主義”幌子,來攻擊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妄想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從而否定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否定毛主席領導,以便他篡黨奪權,取而代之。

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是階級鬥爭黨內反映。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三面紅旗,反對社會主義,毛主席思想,毛主席,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殊死鬥爭,是一場保衞毛主席、保衞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衞社會主義你死我活大搏鬥。

“抓叛徒”活動時候,5月17日,江青還利用三十年代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所謂《伍豪脱離共產黨啓事》抄件,妄圖誣陷、攻擊周恩來[196]。

5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説《〈修養〉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文章,要求各單位“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大批判運動”。

十八日,《人民日報》、 《紅旗》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歷史文件》,繼續“中國赫魯曉夫”為代名詞,劉少奇進行上綱上線批判。

[197]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指示》。

這個指示要求各地中央統一規劃建造毛澤東塑像外,還提到:“各地編印了一些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講話材料,別人講話、詩詞編進去了。

中央重申: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講話、文章、文件、詩詞,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不得編印,不得出版發行。

[198]不過此時毛發現局勢有些失控。

全國武鬥日益,打死、打傷人不計其數,接近於開始一場內戰。

1968年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隊”進駐各高校,試圖停止武鬥,實際採取兩年前劉少奇、鄧小因獲罪措施。

但清華大學,造反派頭子蒯大富無視工宣隊,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況。

8月5日,毛澤東來訪巴基斯坦外交部贈送一籃芒果轉送了進駐清華大學工宣隊,表示支持工宣隊,並引發“芒果崇拜”[200]。

8月26日,毛澤東“指示”下達全國:“工人宣傳隊要學校中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領導學校。

農村,應工人階級可靠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武鬥才平息,工人階級開始領導文革。

10月,毛澤東提出幹部下放,於是全國各地大批打擊幹部下放五七幹校。

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教育”指示,這是鑑於青年情緒控制考慮,於是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選以1966、1967、1968年初高中畢業生(後來稱為“老三屆”)主,中國文革期間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開始。

1968年10月13日31日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中央委員會提出了黨章,提請接下來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將林彪正式作為毛澤東繼承人,而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開除出黨”。

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佈了中央決定,攻擊劉少奇是中國赫魯曉夫:[201]廣大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學習毛主席指示時候,地批判了中國赫魯曉夫在建黨路線上推行“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羣眾落後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

他們指出,中國赫魯曉夫推行他所謂“六論”,妄圖修正主義來腐蝕工人羣眾,腐蝕我們黨,扼殺黨和黨員無產階級革命性,使無產階級革命黨蜕化變質,他復闢資本主義罪陰謀服務。

他們表示,要毛主席首、林副主席副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下,毛主席指示為武器,徹底批倒批臭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建黨路線,毛主席無產階級建黨路線指引下,我們黨建設得,,朝氣蓬勃。

隨後,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帝修反走狗 社會主義叛徒》,批判劉少奇攻擊毛澤東樹立起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販賣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黑貨,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惡活動。

文章認為紀錄片《訪問印度尼西亞》是反動影片,“這部叛徒劉少奇導自演,並通過他老婆王××出馬督陣炮製出來毒草影片——《訪問印度尼西亞》,是一個反面教材。

通過影片,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利用出國訪問機會,拚命鼓吹“議會道路”,販賣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黑貨,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惡活動。

影片中許多事實證明,劉少奇這個黨內頭號走資派是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走狗,反動派幫。

”[202] 1969年3月15日,《紅旗》社論《關於總結經驗》一文中開宗明義地寫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一場政治大革命。

這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億萬革命羣眾粉碎黨內修正主義派別鬥爭。

這場政治大革命不是發生。

它是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毛主席為代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以劉少奇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兩條路線鋭反覆鬥爭結果……可以知道蘇修這次武裝挑釁不是,美帝國主義本性是會改變,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本性是會改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打倒了劉少奇一小撮美帝、蘇修的代理人,使蘇修妄圖通過“和平”手段變中國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夢想徹底破產。

[203]毛澤東大會上發言程度上維護了鄧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一家拖拉機場工作、反省,而沒有得到毛澤東維護另外兩名元老劉少奇、賀龍面待遇。

劉少奇匿名關押,缺醫少藥,1969年11月12日河南開封一座封閉銀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後未能其見面妻子王光美繼續關押文革結束後1979年[158]:278。

而元帥賀龍基本飲食飲水得不到供應,“賀龍專案組”還刻意造成錯誤藥,促使其於1969年6月9日北京解放軍三〇一醫院去世[158]:281。

這次全會程度上反映了文革於中共政治局面影響,中央委員會1966年十一中全會後在世87位正式中央委員中,有40人邀請出席十二中(其餘多數“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選舉96名候補委員中,有19名參加了會議,其中10人補選正式委員,替換去世10名正式委員(其中兩人自殺身亡),使得出席人數達到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標準。

而與此同時,有74名非中央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邀請參加了大會,主要來自文革開始後得勢中央文革小組、“奪權”各省市革命委員會、實際控制局勢解放軍機構,使得大會成為中共歷史上會非委員人數超過委員。

[158]:273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鋪張浪費通知》和《關於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指示》。

三份文件合而為一,成了「一打三反」運動。

中共各級組織正式領導,政治運動方式,多人進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懲罰。

27歲遇羅克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北京公審宣判死刑,並執行。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中共九大正式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

報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無產階級革命,是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一個貢獻。

此基礎上提出了所謂“鬥、批、改”新任務,宣告“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首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總代表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走資本主義道路權派,粉碎了他們復闢資本主義陰謀”。

[205]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過程中,林彪、江青集團主要成員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206]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為黨接班人列入《黨章》[207]。

國家主席劉少奇打倒,主席一職懸空,周恩來繼續保持黨內第三位置且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擔當處理國家事權[208]。

九大會議林彪作政治報告。

延伸閱讀…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75年–資料中心

文化大革命-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原政治報告草稿陳伯達寫,題目《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209]。

該題目遭到毛澤東反感,後張春橋起草政治報告,林彪會上宣讀。

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張春橋起草報告,宣讀時磕磕巴巴,照本宣科[210]。

張報告中引用毛澤東語錄,批判“劉少奇反革命集團”,讚揚了軍隊作用。

會議第二項議程是修改黨章。

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戰友和接班人。

”從此毛澤東林彪名字聯繫一起。

會議選舉了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團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來維持了自己地位,至於陳雲一些中共元勳全都排斥政治局之外。

而有資料稱,周恩來九大期間地位上升,並成為黨第二副主席[211]。

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劉少奇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並開除出黨,國家主席職務。

到了1970年因面臨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憲法需要修改容納文革綱領。

1970年3月,毛澤東收到周恩來送來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後汪東興説,“憲法中不要寫國家主席這一章,我國家主席。

”[212]。

3月8日晚,汪東興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這一指示。

中央政治局擁護毛澤東建議[213]。

整個過程中,林彪有一次表態,即1970年4月11日,林彪寫信毛澤東“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問題,林彪同志建議毛主席兼任。

這樣做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心理狀態適合。

否則,適合人民心理狀態。

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

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擔任副主席職務。

”[214]。

周恩來政治局轉達了林彪建議,“多數政治局成員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此沒有提出異議”[214]。

於黨紀律,數服多數。

毛澤東外多數政治局委員要求設立國家主席情況下,毛澤東個人權威壓倒集體決議,《三國志》中,孫權勸曹操稱帝故事為典故,聲稱“孫權是要他放在爐火上烤。

我勸你們不要我曹操,你們不要孫權。

”[215]九屆二中全會上,事情出現轉折,康生、周恩來、陳伯達人要求設立國家主席[216]。

周恩來建議設立國家主席是外事活動,如毛澤東願意參加外事活動,可以授權他人進行。

憲法修改小組康生撤銷國家主席反應,他認為撤銷國家主席違背民眾願望,但不能違反主席指示,導致他們修憲小組壓力。

陳伯達表示毛澤東任國家主席是人民鼓舞。

[216]林彪僅表示附和[216]。

有學者認為[217],國家主席問題涉及國家體制,多數政治局委員於涉及國家大事問題有反應完全可以理解。

而撤銷國家主席職務這樣更改國家體制提議,毛澤東應光明正大地説原因和理由,但他未能做出解釋,反而指責反對者有陰謀[217]。

中共史料此指責反對者,即林彪覬覦國家主席職務而引起毛澤東懷疑[218],“林彪陰謀設立國家主席篡黨奪權”[219]。

有學者認為[217],據中共承認[220],毛澤東公開指出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是1971年8月南巡期間[221],而中共認定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唯一證據[217]是吳法憲1971年10月21日中央專案組揭發葉羣他談話[222]。

該學者認為,這兩個時間可以得出毛澤東是得到證據兩個月之前開始懷疑林彪陰謀奪取國家主席職務結論。

關於毛澤東林彪關係化原因,目前有兩種立的説法。

中共官方説法是林彪覬覦國家主席,篡黨奪權野心引起毛澤東懷疑,後林彪襲擊毛澤東專列未果,倉皇出逃。

而有學者提出相反觀點[208],認為是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張春橋文人相鬥,引起了大會成員張春橋怒討。

而偏袒張春橋毛澤東懷疑這種大規模聲討(毛澤東語“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運轉勢”[223])是林彪背後指使,故引起毛澤東批判陳伯達,矛頭準林彪,毛林關係由此惡化。

這個觀點認為國家主席問題是遮掩批鬥張春橋事件引發毛林關係化一個藉口[208]。

高文謙學者明確指出[208],毛澤東1971年8月繞過黨中央直接南方地方幹部揭發林彪問題,並採取“摻沙子”“拋石子”辦法鬥爭林彪,成為後來林彪出走事件直接原因。

受到挫敗林彪,雖然並沒有直接點名批評,但毫無疑問他意識到,其黨內地位搖搖欲墜。

這種情況下,林彪及其兒子林立果其親信組成了代號“聯合艦隊”秘密組織,並林彪人地上海制訂了《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取自“武裝起義”諧音)。

紀要內明確提出“一場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落別人頭上。

”林彪計劃是要利用空軍主導武力奪權,如果話可以逮捕所有要員,獲得全國政權。

另一種可能性是形成割據局面。

有學者對此説法提出質疑[224],認為無任何證據證明林彪參與《五七一工程紀要》制訂,連林彪親信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人均知道該紀要存在。

該學者提出一個論點,即“死了(指飛機上摔死),是‘571工程紀要’目擊者,而活着,沒有一人見過這個‘綱領’。

”[225]不過林彪計劃並沒有實現,政變失敗了。

香港《明報》幾星期後報導,1971年9月8日10日之間,毛澤東上海些遭到一系列襲擊。

在此之前公安部接到情報,稱林彪正在預謀一起政治陰謀,一批軍中林彪親信正在接受軍事訓練。

而上海襲擊陰謀完全證實了該情報。

此外有其他各種傳聞,稱毛澤東北京火車上遭襲,有人到毛澤東寓所行刺。

這些傳聞是否屬實不得而知。

據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人倉促從隸屬海軍山海關機場乘256號三叉戟飛機準備逃往蘇聯伊爾庫茨克,飛機沒有副機長和領航員且跑道燈開情況下強行起飛,進入蒙古國領幾百公里後温都爾汗墜落,林彪及其妻子葉羣、兒子林立果、駕駛員潘景寅事故中喪生,是九一三事件。

而,北京政治局召開會議商討林彪事件。

直到9月14日林彪墜機消息傳到北京。

當年10月1日天安門國慶慶祝活動取消。

近年來,有學者發現林彪飛機飛行軌跡是山海蘇蒙邊境後折返蒙古,蒙古墜毀[226]。

林彪出走事件整個事情撲朔迷離,其出走原因,出走過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質爭議[227]。

林彪死,一方面使毛澤東精神上受到打擊,身體狀況變差;另一方面國家失去了接班人。

1972年9月,毛澤東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北京,次年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成為名列周恩來後黨排名第二中共中央副主席,有意培養接班人。

十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為中央政治局常委[228]。

從此,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229]。

1973年,十大黨章刪去了九大黨章中有關林彪為接班人內容。

十大黨章繼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並且強調“這樣革命,今後要進行多次。

”[230]當時蘇聯以“人性論”來“階級論”,“人道主義”來代替共產主義,和平主義來革命戰爭。

蘇聯出版了一系列專門著作和論文,宣傳尊儒反法。

吹捧孔孟“人道主義”,罵法家“反人道主義”,中國説成是要孔孟之道給林彪撐腰打氣,內部顛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231]。

蘇聯學者説孔子提出了”世間和平和安寧”思想,孔子學説中包含着“民主思想”[232]。

1973年7月,毛澤東一次談話中説,林彪和國民黨是尊孔。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轉發江青主持選編《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語説:這個材料,於繼續深入批判林彪路線極右實質,於繼續開展尊孔反法思想批判,於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教育,會有幫助[233]。

此後江青人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以及批“黑畫”運動。

蘇聯攻擊批林批孔運動是“反國內國際主義力量”[234],國際上宣傳孔子是“理想社會和國家制度政治理論創始者”[235]。

1974年1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孔老二亡靈和沙皇迷夢——評蘇修尊孔反法表演》一文指出:蘇修尊孔反法是反華。

而林彪這個“超級間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時刻,一面吹捧孔老二,一面陰謀策劃反革命政變。

《“571工程”紀要》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中供認,他要投靠蘇修,找“保護傘”,並肯定他們反革命“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

《人民日報》隨後發表社論《批林批孔鬥爭進行》,指責“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馬克思主義鬥爭哲學,攻擊反修鬥爭‘做絕了’,妄圖投降蘇修,我國變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

”[236]《文史哲》雜誌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生產力發展動力,批林批孔這個頭大事抓好,能夠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蓬勃發展。

”[237] 這場運動主要目標批判宣揚“上智下愚”維護級制度孔孟之道,毛澤東一次接見外賓時讚揚秦始皇,並且郭沫若十批判書寫了一首詩表示異議,而四人幫此事提升為「儒法鬥爭」。

批林批孔運動篡改所謂研究儒法鬥爭史運動。

林彪死後,周成四人幫毛澤東死後獲取政權主要障礙。

“批林批孔運動”雖然是死去孔丘和林彪,周恩來強調林彪“左”錯誤,而此時中國普通老百姓時間政治運動,各種批判運動失去了。

四人幫“批林批孔”並不是很。

1974年10月,周恩來入院後,中央委員會委員鄧小平獲任排名第一國務院副總理,其後增補中共中央副主席,實際負責政府工作,工作方向延續周恩來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

1975年2月,毛澤東不顧“四人幫”,堅持“文革”中打倒“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推上黨和國家領導崗位來主持黨政軍工作,並支持鄧小平領導開展全面整頓,用意於儘可能挽回“文革”造成損失,恢復濟和國家政權運轉[238]。

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到後來發展成為一場有組織有領導聲勢全面糾正“文革”錯誤作。

人民日報發表毛指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説資產階級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搞清楚,會變修正主義。

”到了9月,毛澤東病重,毛澤東把他的姪兒毛瀋陽調回北京陪身邊當上傳話人。

1976年,是文革關鍵一年。

1月8日,周恩來去世,但悼念周恩來活動受到政府壓制。

從第二天開始,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出現了紀念周恩來花圈,紀念碑前送花圈,這過去是未出現過,全國有自發紀念活動。

1月15日,是周恩來追悼會,鄧小平致悼詞[239]。

2月,情況改變。

自認沒有了障礙四人幫開始打擊鄧小平,毛澤東批准,搞出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

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

3月底,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四人幫“南京三·二九事件”,並迅速擴展到全國。

4月4日節,3月底開始北京羣眾發聚集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逝世,同時有人是四人幫抗議。

人們自行紀念碑上張貼悼詞,並送來花圈。

廣場上出現了一些直接四人幫批判性文章。

到4月5日,200萬人來過廣場。

於擔心有人放火焚燒堆積紀念碑四周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夜間花圈收走。

對立情緒演變成燒燬汽車和房屋,於是要求各單位禁止本單位人員去廣場,並下令廣場上人羣離開,當夜,廣場上剩下200餘人不肯離開,北京市委組織工人民兵拘留甄別後遣散。

這一事件後來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為反革命活動,撤消鄧小平一切職務,同時決定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正式成為毛澤東接班人。

天安門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

毛澤東逝世前五個月華國鋒寫了三句話:“來,”、“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

四人幫上海組織民兵,有奪取政權意。

[240]9月16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簡稱“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活我們心中》説:“毛主席世長辭了,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革命路線深入人心,毛主席開創革命事業後繼有人。

”“毛主席囑咐我們‘既定方針辦’”。

當前要“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

社論發表後,江青張春橋打電話:“毛主席囑咐發表出去後,有什麼反應沒有?我文元同志強調,宣傳工作要以宣傳毛主席‘既定方針辦’為中心,要反覆宣傳。

”姚文元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新華社《內部參考》、《紅旗》雜誌、《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學習批判》雜誌篇累牘地宣揚“既定方針辦”。

9月17日30日完全統計,上述6種報刊登了宣揚“既定方針辦”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既定方針辦”做了通欄標題。

《光明日報》報眼毛主席語錄欄,9天刊登“既定方針辦”;9月17日到10月4日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文章和消息塞進“既定方針辦”內容,一些專刊專頁文章和詩歌散文,加上“既定方針辦”話,達到了“四人幫”所要求讓“既定方針辦”覆蓋報紙版面目的。

9月21日《文匯報》頭版頭條標題是《上海工人階級堅決支持毛主席既定方針》;9月24日《解放日報》一版頭條通欄標題是《駐滬三軍上海民兵堅決執行毛主席既定方針》;《學習批判》雜誌第10期刊出該刊記者寫《毛主席既定方針辦——上海千萬人民戰鬥誓言》。

10月2日,華國鋒喬冠華9月30日送來《中國代表團團長聯合國大會第三十一屆會議上發言》送審報告上批道:“此發言有誤,文中引用毛主席話,我查了一下原件,與毛主席寫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和我政治局傳達是‘照過去方針辦’。

避免錯傳下去,我它刪去了。

”10月4日,《光明日報》登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以下簡稱《永》),文中説“既定方針辦”這一囑咐,是領袖毛主席我們黨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高度概括和總結,“篡改毛主席既定方針,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説”,“任何修正主義頭子,篡改毛主席既定方針,是沒有下場”。

[241]1976年10月6日——《永》文發表第三天,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支持下,通知四人幫成員開會名,汪東興負責警衞部隊8341部隊地逮捕四人幫所有成員,其進行“隔離審查”。

派劉西堯工作組進駐《光明日報》,接管了報紙宣傳大權;繼而宣佈《光明日報》社臨時領導小組負責人(即總編輯)莫艾隔離審查,責成莫艾交代《永》文發表和他姚文元關係。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成為領導人。

這次事件稱為“粉碎四人幫”,標誌着持續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於中共十一大宣佈,「歷時十一年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幫”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242]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成為中共黨內排名第一領導人,並同年10月發生懷仁堂事變後補選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成為領導人。

10月10日,鄧小平寫信華國鋒,表示翻案,要求恢復工作。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決議》,決定開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張春橋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黨籍,撤銷他們黨內外一切職務。

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平同志職務決議》,恢復鄧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

[244]1977年8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議通過《關於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決議》決定華國鋒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全會認為,華國鋒是毛主席學生、接班人。

華國鋒後接替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職務,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位是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領導人。

中共十一大選出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副主席,五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245] 此次會議上,華國鋒宣佈「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但肯定態度對待文革。

批判了四人幫炮製“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走資派”反動公式,揭發了他們篡黨奪權、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陰謀,宣告“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幫”標誌而結束[243]。

繼續強調“階級鬥爭綱”,認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結束”。

因此,今後要兩個階級、 兩條道路鬥爭綱[243]。

華國鋒雖然擊潰了四人幫,但是於他權力來源只是毛澤東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東興支持,面鄧小平這一批元老,華國鋒經驗、政策、革命歷史比不上鄧小平,故華國鋒憂心會這些元老奪去大權,所以他奉行只是毛澤東政策及方向,他提出“兩個”,即“毛主席作出政策,我們要堅決擁護;毛主席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

”[246][247]1975年1月,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對文革進行了1975年整頓[248]。

1975年11月起,毛澤東、四人幫人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判鄧小平。

1976年4月,鄧小平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撤職。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恢復撤職前一切黨政軍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他支持者胡耀邦、趙紫陽、萬裏進入了中央委員會[249]。

同年8月,鄧小平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繼續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成為黨內排名第三領導人。

1978年3月,鄧小平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1978年5月,鄧小平把握機會,他戰友、當時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胡耀邦負責,《光明日報》發表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初創題《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文章,該文全國引起討論。

他們地利用毛澤東語錄,來自己造勢,當時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是鄧小平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是華國鋒和毛澤東親信汪東興)。

7月1日,建黨節時,鄧小平地公開了毛澤東1962年“大躍進”黨內作自我批評談話,表明即使是毛澤東會犯錯誤,間接批評“兩個”。

到了9月,鄧小平開始公開批評華國鋒“兩個”了。

[250]每一個事業有一個起點,起點海運。

1968年張總裁一艘中古雜貨輪「信輪」(Central Trust)創立長榮海運,藉過人勇氣毅力,及海運事業敏鋭,不只渡過了火燒、故障、撞船創業維艱時期,1969年開闢了台灣第一條遠洋定期航線(遠東—中東),當時面臨經貿轉型,需外拓展業務台灣中小企業主,搭起橋梁,讓他們第一次感受到可以合理運費,享受到專人量身打造直航各項服務。

70年代初期,張總裁洞察航運界「貨櫃化」趨勢,能轉型,雖然因為腳步走別人之前,沒有同業可以借鏡,完全需仰賴自己摸索,但張總裁花了兩年時間,前後投入美金1佰萬元,進行各項市場調查、蒐集營運資料及投入大量人力研究。

這麼手筆金額,對一家、規模公司,是何等投資,但無法阻止他決心。

終於1975年,張總裁以新建第一艘貨櫃船「長春輪」(Ever Spring)開闢台灣第一條貨櫃定期航線(遠東—美國東岸)。

航線遍及美國、中南美、中東各地後,張總裁有信心突破當時遠東運費同盟遠東—歐洲這條黃金航線壟斷。

他不只訂製1,200 TEUV型貨櫃船,讓業界眼睛為之一亮,開航前他率隊到歐洲考察兩個月,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榮於1979年開闢遠東—歐洲全貨櫃定期航線,成為第一家「非運盟」身分打進歐洲市場船公司,震撼歐洲航運界,這是榮事業格局突破。

1968年9月1日,張總裁以一艘中古雜貨輪「信輪」(Central Trust) 創立長榮海運。

長榮海運第一棟辦公大樓,位於長安東路近林森北路四層樓建築。

1969年8月15日,長榮海運以購入中古雜貨船「長島輪」(Ever Island)行駛第一條遠洋定期航線:遠東─中東航線。

長榮海運第一艘船「長安輪」(Ever Safety) 船鐘,1971年11月5日下水。

1971年11月5日,張總裁於日本林兼造船株式會社,主持第一艘船「長安輪」(Ever Safety)下水典禮。

1973年,張總裁赴中南美洲考察業務。

1975年7月17日,長榮海運以第一艘全貨櫃輪「長春輪」(Ever Spring)首航開闢遠東—美國東岸全貨櫃定期航線,開啟貨櫃化時代,寫下里程碑。

1975年4月26日,「長春輪」(Ever Spring)下水典禮,於日本林兼造船株式會社。

1975年7月26日,張總裁主持「輪」(Ever Summit)下水命名典禮,於日本林兼造船株式會社。

長榮海運第一批新建S型貨櫃輪「輪」(Ever Summit)下水擲瓶斧,1975年7月26日下水。

「長耀輪」(Ever Shine,1:500模型),1976年2月19日下水,長榮海運第一批新建之646 TEU S型貨櫃輪之一,此批貨櫃輪共4艘。

「慈輪」(Ever Mercy) 於1976年6月22日下水,為多功能貨輪,可裝雜貨貨櫃,船身上配裝4座起重機吊桿,是專門中南美洲沒有起重機港口設計貨輪。

交船後加入遠東—美西航線,1977年3月24日首航遠東—中南美洲航線。

1978年7月,張總裁率工作團隊赴歐洲進行期2個月市場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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